基本思路: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

 

把沈从文放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时空中去理解,简明一点说,可以从三个阶段来谈:

第一个是文学阶段,基本上是到三十年代中期,或者说《边城》这样的作品完成之后就差不多了;如果要一个明显的标志,可以以一九三六年《从文小说习作选》的出版划一条边缘模糊的界线。我上《沈从文精读》的课,这一阶段,主要讲《从文自传》、《湘行书简》和《边城》,看起来好像这一阶段从《从文自传》开始,实际上不是,实际上是从他一开始创作到三十年代中期——因为《习作选》的出版,等于是十年创作的一个总结了。这个文学阶段主要还是“创作”的阶段——这个文学还是一个“创作”的概念。

第二个阶段是从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结束的时候,这是一个从文学到思想的阶段,越是往后去,思想的成分越重。如果从形象上来讲,第一个阶段是作家的形象,那么第二个阶段就是思想者的形象。这个思想者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思想者,你没法说他思想得很通透,他的思想过程是非常痛苦的,和现实粘连纠缠得厉害,不能圆通。但我觉得就是这个痛苦、粘连纠缠和不能圆通,特别有意义,有价值。

然后就是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之后,一直到他去世,第三个阶段。这个阶段比较麻烦——当然你可以把他说成是一个学者的阶段,我不愿意这么说,我觉得是一个知识分子实践的阶段,一个知识分子怎么在一个变动的时代过程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,在这个位置上安身立命。他要找到这个位置,要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安身立命,是要付出很多代价的。这个代价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受很多苦啊等等,那只是被动地承受;而是在精神的严酷磨砺过程中去追求意义和价值,苦难和整个创造事业的主动追求是紧密相连的。

对应于这三个阶段,是三种形象:一个文学家的形象,到一个思想者——当然这个思想者也是从文学出发的,是一个文学思想者——的形象,再到一个实践者的形象。这样一个形象的变化过程是非常明显的,但不能把三种形象割裂开来,其中有贯穿性的线索。贯穿起这三种形象,大致上可以描画出沈从文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人、比较特殊的知识分子,在二十世纪中国巨大变动时代里的人生轨迹。

我现在讲沈从文,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思路。